“致良知”是悟后起修的功夫

更新时间：2025-12-14 07:21  浏览量：1

《中华圣学》摘章

古往今来解读王阳明的专家和学者如过江之鲫，多得数不过来。

当今很多人把阳明心学解读成无所不能的成功学，这种出于商业目的，对“致良知”的解读没有任何学术价值。历史上评价的人中，也有一些真正有专业能力的实修者，如禅宗的虚云、居士南怀瑾等人，他们是怎么看待王阳明和“致良知”的呢？

虚云认为王阳明“没有悟道”，王阳明主张以良知指导行动，还是妄心用事。南怀瑾认为他“没有明心见性”，王阳明说“良知”就是天理，那么良知就是虚静本体。他又说以良知指导行动，能做指导就必然有标准、原则等内容，一个说法是虚无，一个说法不虚无，自相矛盾，所以南怀瑾在虚云的基础上再进一步，认为王阳明没有明心见性。这两种评价是书上能看到的，究竟是不是最终的评价我们无从考证，权当典型观点提供探讨。

这两位的评价都不准确，贬低了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，也贬低了儒家。众所周知王阳明痨病客死途中，普通人因此事怀疑王阳明，外行看热闹情有可原，但对虚云和南怀瑾来讲，这绝不是影响评价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很多高僧大德都有生老病死的示现，疾病并不影响悟道。

“致良知”是悟后再修的功夫，先悟道后有致良知，如果拿王阳明的 “致良知”来判断他是否悟道，就好像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，以此判断这颗果树今年是否开过花，显得很可笑。但这两位修为高经验丰富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误会呢？主要原因在于开悟之后，儒家走的路与佛门不同，经验不一样，按佛门的经验来校验儒家的境界，结果对不上，自然拉低了评分。两家悟后再修路子的差别简单概括一下：

佛教继续以身证道。

儒家参与社会实践。

世人都知道儒家入世佛教出世，这与各自的选择一脉相承。但佛教底蕴厚实，积累的经验很多，儒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，自孔子起就先天不足，没有圣学的修证传承，虽然以范仲淹为代表，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，思想境界很高，但没有提升精神境界的修行办法，王阳明之前能走到这个高度的儒者很少，即便魏晋唐宋有过一些儒士修到此境，但受佛教先入为主的影响，没有自己的东西。

总结儒家悟后再修的经验，王阳明开创了先河，他继承儒家入世精神，悟后回归社会实践，在实践中打磨，总结儒家悟后再修的经验，提出了“致良知”。

所以“致良知”偏重社会实践，时时处处闪现着政治斗争的影子，利害毁誉的权衡，与佛家的出世路子格格不入，虽然离不开利害毁誉，但是利害毁誉不能牵住人的“牛鼻子”，所以我们始终强调“致良知”是“悟后再修”，因为开悟之人与常人不同，他们的真心代替了伪心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做了也不影响心性，正所谓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”如果忽略了“悟后再修”，就会忽视开悟者与常人的差距，最终就是张冠李戴，用逻辑思维理解“致良知”。

经验不同体现出破末后牢关的难度不同，禅宗明心见性后容易执著入定的清净，积习很难破除，其实跪拜佛像未必比砍柴挑粪更亲近大道，殿堂焚香未必比市井酒肆更有利于修行，因此佛家不容易破末后牢关，六祖告诫“离世觅菩提，恰是求兔角。”这是给他们开出的对治“药方”。但对儒家来说则很简单，儒家天天在社会实践的名利场中打拼，想偷片刻清闲都很难，所谓“烈火炼真金”，“污泥出红莲”，这恰恰是悟后打磨真心的理想场所，所以儒家比佛家更容易破末后牢关。

经验不同还体现在证道的难度不同。过末后牢关后就进入证道阶段了，这时情况就发生了反转，儒家受工作的拖累，入定的功夫不够，身体精气耗费大补充少，以身证道的难度就很大。佛家人本着出世精神，可以心无旁骛一心体会此事，所以时有大德成功以身证道，从条件和环境来讲，佛家证道比儒家更有优势。正是这个原因，王阳明虽然彻悟了，但忙于公事和教学，并没有证道，也就是没有达到无上正等正觉。

同样的境界，不同的场所，导致儒家与佛家悟后再修路子和经验有所区别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课题，也可能是弥合大道与实践裂缝的突破口之一，从明、清、民国到现在，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深入研究，所以虚云和南怀瑾给出这样的结论不足为怪。

现今的修行人身处社会心在佛道，基本上都会碰到这个问题，不能遇到问题而不觉，如果能积极反思和体会，对自身境界的突破一定大有裨益。